吴鸿在2021年4月17日“硬核攻坚——廖邦铭个展研讨会”上的重要发言：

春辰的开场白说的很好，今天是在一个“后疫情时代”中，对于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疫情一年多以来，从我个人的一个切身感受，似乎有了一种“语言交流障碍症”，除了最细小的社会家庭单元之外，文字似乎变成一个最主要的交流工具。

现在使用微信比较方便，每个人都会身处在依据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为线索的很多不同的微信群里。在每一个群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开始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兴奋，因为毕竟很久没有见面了，但是话越说越多之后，反而又会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起来，因为单纯的文字交流会引起很多误会。

再扩而广之到包括国际交往中，为什么现在每个国家的外交部发言人似乎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所谓国家的态度的发声渠道？为什么前段时间中美在安克雷奇的会谈的会谈中，要去那么计较翻译对于某一个词转译的准确性？这都是有别于疫情之前的面对面交往的一种不同的人际或国家间交往的方式的改变。

面对面之间的人际交往过程中，人发出的讲话声音是一个主要的交流载体。虽然特定的声音片段也是对应某一个词，但是在不同的声音片段所组成的语境里，通过声音的交流特质会带来很多语词意义的模糊性。包括那些看似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或语助词，还包括语调的高低缓急，都会造成这些特定的语义上的变化。但是见诸于文字的 “文本”交流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语言的定义是简单而明确的，缺少通常意义上“外交回旋的余地”。这也就是在疫情的背景下，国家领导人之间缺乏面对面之间交流的机会，仅仅是靠文字的方式来获取对方的意图，反而造成了在疫情的环境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敏感、非常尖锐、非常小心翼翼的。

这使我感觉到刚才在看廖邦铭的这个个展的时候，也想到了一个“语境”的问题。

我和廖邦铭刚认识的时候是在2003年左右，那个时候他虽然也是住在广义上的“宋庄”，但是他一直游离于宋庄的核心区之外。那个时候他住在现在已经拆掉了的何各庄，当时的工作室也挺大，画了一屋子的画。当时好像在创作“色盲”系列的绘画。那一组作品还有几张也参加过我在2005年策划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展览。

后来很长时间和他没有见过面。之后廖邦铭经常在我做的《艺术国际》网站上发表他自己写的文章。他写的文章我大部分看过，但也是一目十行的看。关于他的文章，大家的体会都一样，这还是一个“语境”的问题。廖邦铭作为一个比较爱思考一些艺术本质问题并将之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艺术家，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和我们的这些所谓的职业批评家所思考的问题未必是在一个语境里的。这样就造成了大家刚才都谈到的，他的文章读起来也很有意思，也却未能引起太多的共鸣的原因。

回到他的作品内在整体逻辑，我觉得不仅是大家刚才就他今天的展览谈到的“行为”也好、“影像”也好，这仅仅是他作品的一个“载体”。包括他之前的作品，也包括他写的文章，我觉得一直都是和他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保持统一的。这也是我觉得“概念艺术”是他一以贯之的创作逻辑和艺术表达方式。

我身后墙上的这组名为《日常艺术》的作品，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他最早的作品。刚才我特意去求证了一下是2000年创作的作品。这种表达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下人的身份的“社会性异化”的作品语言方式，一旦变成后来在当代艺术界很流行的一种语言逻辑方式的时候，也带来了对于这种“异化”反应的异化。很多人在后来做的作品，说白了就是模仿他的这种方式。在我的记忆当中，这种关于个体身份异化的作品方式，做的比较早的一个是廖邦铭，还有一个李海斌。

后来很多人把这种越来越“标准化”的语言逻辑用行为艺术的方式在商业上成功了，这些后来的作品见得多了，反过来就简单地认为廖邦铭的这组作品也是那种流行化的行为艺术标准语言逻辑所推导出来的一个变种而已，而往往忽略了它之于廖邦铭的作品逻辑在观念艺术上的本源。

对于廖邦铭艺术方式的判断，需要从他作品的整体逻辑上来进行分析。今天的这个展览现场，从不同时期的作品布置上来看，实际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解读上述的“整体逻辑”的可能。创作于2000年的《日常艺术》作为这个展览中最早的一组作品，和最新的这件作品之间，在地面用一条醒目的黄线贯穿联系起来。艺术家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实际上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注意他的作品逻辑的整体性关系。而这种整体性作品创作逻辑就是观念艺术的方式一直在贯穿在他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当然，概念艺术的“概念”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性的存在，它需要借助于一个具体而直观的视觉存在方式才能传递出来。而2000年创作的《日常艺术》就是借助了摄影和身体的方式来呈现的。只不过这种语言方式后来被很多行为艺术家大量使用，形成了一种“语言范式”，我们就认为这种语言方式是行为艺术所独有的。

其实我们在这条黄线的联系下，将廖邦铭最早的作品和最新的作品联系看，就会发现他的作品逻辑还是概念艺术，是与语词、文本、语境、概念等相关的“概念艺术”的存在方式。

一边是自我身份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模糊、转换、稀释和消失；另一边是“我将我自己高高举起”，而这个“自己”只是书写在纸面上的一个抽象的名词而已。这种语词文本与语义之间的不断消解、再生、转化的逻辑关系，就像我原来讲过一个比喻：它就像一条蚯蚓，蚯蚓的嘴巴不断地吃自己的尾巴，新的嘴巴又不断地生长出来。语言的能指和所指之间不断的转译、变化逻辑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刚才一进展场就想起了波德莱尔说的“语词的森林”，语词之间的关系，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语词与语境的之间的关系，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构成一个密布的语词之网，覆盖在展场的空间之中。而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个展览，我倒是对展览的布展方式有点建议。整体来看，一层的效果非常好。而二楼的作品相对而言还是有点少。特别是用投影的方式来呈现影像的方式不太好。因为你用投影的方式将影像投射出来以后，作品就似乎变成了单纯的影像作品或者是行为艺术作品。刚才很多人的发言中老是提行为艺术，我觉得和这种展出方式所带来的误读可能有关。影像用投影放那么大，这样影像的视觉意义就被孤立地放大了。反而失去了当时你用手机拍摄时的那种随意性。另外，每个作品中的“语词”应该是和影像在视觉上同等重要的。现在似乎变成了影像作品的“题目”，这个关系不对。如果用mp4那种小视频呈现出来，在一个延展出去的空间里，把密集的影像和语词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呈现出来，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也可以更接近你作品的原意。

廖邦铭的作品从数量上来看其实并不多，从一个职业艺术家的角度来讲，廖邦铭是挺“懒”的。但如果作为一个观念艺术家来看，他脑子里每天在思考问题，这其实是和他用一个物质化的载体将观念呈现出来的意义是同样重要的。

刚才王端廷讲今天的艺术家都是大量的在出“产品”。手不停的在动，大脑却似乎变成了一种机械惯性在延续了。在今天过分商业化的艺术生态环境中，“产品”更重要，艺术家是否还有“思考的问题”反而不重要。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廖邦铭自我认识他以来，一直保持着这种“自我边缘化”的方式，这实际也是在保持着一种清醒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识。

作者：吴鸿

编辑：张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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